20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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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的流行改变并扰乱了人们所认为的常态生活，并将许多公司（尤其是金融机构）推向一个新的现实，即对高度数字化的需求不再是一种可选的策略或实验。 尽管它的长期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理解，但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事件和必须进行的调整使得科技成为重新兴起的金融基础架构中的核心构件，尤其在金融服务领域方面。

尽管变化迅猛，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表明，即使在危机爆发之前，科技也已融入了金融服务业。 因此，这场危机应当标志着金融业对数字“ 转型”必要性的所有辩论或讨论的终结。 所有行业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监管机构、金融科技公司和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在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中，必须通过以下方式共同努力，以优化和加速技术应用程序的使用：

  1. 重塑金融机构的新型运营模式
  2. 重新评估与第三方技术提供商的合作
  3. 重申对合规性的承诺和有效使用“监管科技”（RegTech）
  4. 重新检查对网络安全的控制
  5. 重新评估和更新业务连续性与数据恢复计划
  6. 实行共同进化，强调合作胜于竞争

最后，为了优化和加速使用技术，监管机构必须接受出于监管和监督目的而使用科技的情况。 虽然这些行动乍看起来似乎有些野心勃勃，但我们认为它们势在必行。 采取这些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技术和金融服务之间的和谐无缝融合，更是要确保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顺应当今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转变”：更改性质或条件。

基于疫情流行而发生的事件和改变[1]，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金融服务业已经随着技术的力量而发生了转变。 疫情危机迫使金融服务业推出新功能，新的经营和运作方式，应对需求的新方法，以及为适应数字通道激增而增长的合规性要求的新工具。

对于金融服务行业而言，大家多年来一直在讨论是否需要一个具有凝聚力和目标性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然后发生了 COVID-19！变革的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期望和想象。本有长期计划部署其数字战略的金融机构不得不重新调整并面对新的现实，即变革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采用数字化和使用技术的未来已成为现实和迫切的需要。物理渠道被关闭，客户过渡转到数字消费金融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利用云服务和协作工具与基础设施转换为远程工作。运营和财务工作（部分）转移到了云端，而且必须针对由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提供支持的在线数字世界优化和扩展合规功能。由于消费者有虚拟远程访问金融服务的需求，许多金融科技公司（例如数字银行、贷方和支付公司）看到了危机期间的业务增长。无论金融服务业是否准备就绪，性质或条件的更改都已发生；转型已产生——并且转型的速度之快难以想象。

从这充满挑战的时期和意想不到的现实版“压力测试”中能够总结出一些教训和注意事项。 它们要求改变所有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其监管者和金融科技公司）管理和导航数字优化和加速的方式，同时努力朝着更智能、更抗压的行业方向发展。 我们将探索这些教训和注意事项，以期提供一个从转变到数字优化和加速的更清晰的路径。

数字“转型”的终结

宣布金融服务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结束，并不意味着该行业已实现技术与金融服务的完美和谐和乌托邦式的融合。 这是一个宣言，表明这场疫情危机终结了有关对技术是否永远是金融服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辩论。 二者永远密不可分。

1989 年，即苏联解体前的两年，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弗朗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颇有争议的文章“历史的终结”。 他在书中认为，推动了几个世纪历史进程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已经结束，因为关于应以何种形式的政府为主导的辩论应该终结。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将不再有挑战者。许多人谴责了这一观点。 对于福山来说，这不是针对理想的政府形式，而是对重要的历史演变和事实事件的宣言。

同样，这场疫情和流行病学危机也应标志着对科技在金融服务行业中所发挥作用的辩论的结束，标志着关于“需要转变”的讨论的结束，以及多年来阻碍金融行业技术应用的缓慢步伐的终结。 转变已发生，并且将进入到对金融服务业进行密集技术优化，加速部署和使用的一个阶段。

多年来，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出现以及试图利用技术扰乱金融业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崛起，围绕技术在金融行业中作用的讨论和辩论不断加剧。 许多人宣布现有金融机构的消亡，因为它们无法适应技术驱动的世界。 各种规模的金融机构都在制定技术应用的长期策略，并已在技术现代化方面投入了（相比其它领域更多的）资金。 每年都被宣布为“金融科技之年”，并且每隔几个月就会发表一篇新文章，宣布“科技巨头公司”将接管金融领域。

然而，随着危机的爆发，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财务生活以令人惊讶的有序方式发生转变。到目前为止，虽然依旧脆弱并面临挑战，但金融市场的完整性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依然能够持续经受住这前所未有的动荡，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最近的调查研究和数据表明，许多金融机构的服务均已转变为数字化服务。支付、清算和结算，批发融资，保险服务，资本市场，贷款和其他基本的金融服务几乎无缝转移到了网络世界。这种转变是基于以下事实：在疫情之前，许多机构已经在（但还没有完成）改善其数据管理结构，使核心基础设施实现现代化，采用 AI，并利用云技术。这些金融机构已开始了优化体验、运营、合规性和生产率（包括弹性和安全性）的现代化之旅。

具有明确战略的金融机构已将科技作为其业务增长计划的核心能力，这并非因为其目标是成为一家技术公司，而是因为他们知道金融服务要生存就必须以技术为驱动力。 同时，许多金融科技公司因为已经将科技作为向客户提供所需金融服务的核心机制从而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此外，事实证明，技术巨头公司通过为金融机构提供关键且必不可少的技术来推动金融机构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成为了它们关键的合作伙伴。迄今为止，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强调合作胜于竞争。[3] 一个新的金融数字世界应运而生，并处于压力测试之中。

然而，为什么在这些历史事件的驱动下，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却仍继续强调“转型”？实际上，该行业已经对其新技术基础架构进行了现实压力测试。

极限压力测试和一线希望

在过去几年间，数十亿美元已投入到数字化转型之中。[3] 许多倡议被认为是不成功的，或者某些倡议还处于初期阶段，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实现。尽管在技术现代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大多数数字化转型计划都是多年的历程，旨在重新构建金融机构的数据基础架构：引入数据分析，零散的旧核心基础架构实现现代化，接受云服务和混合云服务，或在各种使用案例中开始利用AI和机器学习。但是，这些举措目标的进展却停滞不前或所费时间超过了预期。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基础架构的复杂性，与旧系统现代化有关的挑战，聚集合适的内部人才来应对这种转型计划的困难，以及所需的巨额成本，尤其是考虑到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 [4]

数字化应用的进展缓慢，没有或几乎不存在加快这一进程的迫切需要。 虽然许多科技公司和行业顾问主张加速数字化运用，但许多金融机构却缺乏紧迫感。 尽管有证据表明采用和使用技术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并帮助其降低成本，但是金融机构的策略被认为是被动的，其执行只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来自金融科技公司的竞争威胁。 许多数字化倡议没有积极的时间表，也未能优先实施。

数字化转型步伐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监管压力，也未要求金融机构予以整合并加速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与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与控制以及其他安全与稳健措施不同，使用和采用技术不受法规驱动。实施数字战略的压力（如果有的话）是由市场和客户需求而驱使，而非由监管要求驱动。通常，监管机构通过各种手段对这些机构行使监督权，包括定期对这些机构抵御不利市场趋势的能力进行压力测试。 此类监管强制的要求和测试导致机构实施控制措施及其严格的实施优先级背后的紧迫性。

但是，当谈及金融服务行业对技术的采用和使用时，既没有监管要求，也没有压力测试来验证其有效性。 这是机构自行决定的自主权，可以由它们自行决定并判断其范围和有效性。 可以说，在技术创新和应用领域中存在的有限监管指南侧重于保持监管现状，而非就监管本身平行进行创新。

疫情危机为缺乏紧迫感划上了句号，并可能成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战略和举措的极限压力测试。几项客户调查和市场分析研究似乎表明，尽管存在一些预期的挑战和遗漏，但金融服务行业已有效过渡到数字世界，并且正在发展其运营和业务模型，以管理可能发生的任何新型常态 。在宣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全球监管机构立即发布了指南，指定技术提供商提供核心处理，在线和移动银行，结算活动以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作为基本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监管机构还要求这些机构仔细检查其灾难恢复和业务连续性计划，并优先考虑与技术和云提供商进行协调合作[6]。金融部门没有遇到重大服务中断或干扰的事实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这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即使在危机爆发之前，该行业也已成功地转变为数字工业架构。

同时，这项压力测试还验证了金融科技公司在客户、个人和企业财务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如前所述，在疫情期间，许多金融科技公司在客户数量和交易方面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几家在经济复苏工作中无论是通过更快、更安全的跨境汇款还是在各种情况下提供小企业贷款经济刺激措施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这场危机中，这些在技术上诞生和成长的公司有效地补充了传统金融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并证明了共存和协作可能是通往由技术驱动的更具弹性和更智能领域的道路。

不幸但又不可避免的是，每一次重大危机（无论本质上是经济危机、战争还是疫情）都将导致金融体系内乃至整个经济范围内的死亡。 这些危机往往会消除市场上最薄弱的机构或无法适应变化的机构。考虑到甚至在疫情之前银行就已经处于经济压力之下，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未能启动其数字化进程的“无所适从”的[7]机构可能将无法承受这场危机的压力。因为早在这场疫情之前，银行就已经处于经济压力之下。这场危机可能加速了某些很晚才开始其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机构的消亡。 还有一些机构无法承受财政上长期的经济衰退，无法应对利润率迅速下降，并正在应对历史最低利率的问题。[8]

从压力测试，某些机构所犯的错误以及事后变更管理原则的最佳实践中汲取经验，以下是一些可能为金融服务行业提供从转型到数字优化和加速之更清晰路径的经验与思考。

来自压力测试的经验和面对新现实的思考

“优化”：使其尽可能完美，有效或起作用。

这场危机表明，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在危机后的新常态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应对甚至实现增长。 为了积累发展动能，利用从危机中汲取的教训并使金融业在面对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时尽可能做到有效或起到作用，对于所有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而言，有一些关键的考虑因素和当务之急：

  1. 重构新的运营模式。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驱动的工具和能力的部署。 随着刚刚发生的转变，机构需要根据新的经验和所使用的数字工具来检查和重新设计其运营流程和商业模式。 除其他事项外，需要对数字、业务和运营策略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整，以（a）增强新兴的客户体验并满足新的客户参与模式的需求；（b）赋予员工权力，以及（c）重构产品/服务的开发和部署周期。
  2. 重新评估与技术提供商的合作。根据最近与疫情相关的经验，机构应与技术提供商重新开展尽职调查，以重新评估这些提供商如何适应其不断发展的风险管理框架，长期商业策略以及数字优化计划。鉴于向数字渠道的大规模转移，需要将尽职调查、监督和绩效评估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时认识到监督水平将根据每种技术应用的特定用途的系统重要性而变化。金融机构将需要分配训练有素的合格资源来执行监督和管理职能，从提供商那里获取适当的信息和数据以进行监控（例如，可用性历史，服务中断，终断和计划的维护时间），就有关提供商在复原力、可扩展性和/或能力方面承诺的关键效能指标达成一致，并建立定期的监控效能规律和节奏。考虑整合技术对机构职能和新运营的影响，有必要在金融机构与其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之间进行更深入的整合与协作，以管理对业务各个方面的期望，包括能力管理、可扩展性、系统和基础架构的复原力。
  3. 重申对合规性的承诺并加倍关注监管科技。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方式、运营流程、与客户的互动以及推出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这一变化，需要重新评估数字化转变和新的虚拟环境如何对当前的合规性控制和流程造成影响。例如，与客户身份验证和尽职调查相关的AML控制是否可扩展以适应向数字和手机银行的大规模转变？金融机构应仔细研究技术，以继续优化和加速其合规性控制和系统，并继续与日新月异的法规变更和要求以及新兴的网络风险和方案保持同步。此外，机构应仔细研究其数据和客户资料如何被使用，以及技术正如何影响其使用、存储和移动的范围，尤其是在涉及第三方技术提供商的情况下。例如，金融机构应充分了解在云端存储数据的位置，如果在国外托管和存储数据将受哪些法律和法规管辖以及技术提供商如何使用和访问该机构的数据。对于第三方提供商开发的 AI / ML 系统，机构需要密切关注其算法的运作，并对AI / ML系统的输出负责，以确保采用正确的法律和职业道德部署和使用。
  4. 重新检查对网络安全的控制。机构及其提供商必须努力发展其网络安全政策和程序，以减轻虚拟化风险的增加。应当始终使用达到或超过国际标准的加密技术来保护数据安全（无论是在存储中还是在运输中），或者使用多重身份验证（即要求用户经历多个验证过程才能获得服务访问权限）以限制对数据的访问，并且上述要求应涵盖机构及其提供者。同时，应重新检查网络安全策略，以确保该技术不仅足以提供强大的防御力，而且还能确保安全团队配备齐全的合格人员（具有适当的技术经验）和可扩展的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机构应确保与之签约的所有技术提供商都通过维持符合或超过国际标准的强大的安全措施来恰当地保护传输中和静态的机密信息。金融机构还应建立适当的流程以确保对安全威胁进行有效监控，并建立针对此类威胁的全面响应机制。机构至少应确定提供者（和技术）已得到适当的认证并保持稳健的安全措施和安全策略，并且此类安全和隐私控制措施应与国际标准和控制措施例如 SOC 1 和 SOC 2 评估框架中的规定保持一致。
  5. 重新评估并更新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计划。 危机事件直言不讳地提醒了人们对实际和运营业务连续性计划的迫切需求。金融服务机构需要实现数字化扩展，并将停机时间或服务中断的风险降至最低。机构也很快意识到他们的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提供商的计划，尤其是云提供商和协作工具提供商。重新检查数据备份过程和频率、支持系统、事件响应计划、冗余基础架构、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复原力以及容量是优化技术基础架构和系统的关键步骤。
  6. 练习协同进化。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一书中谈及金融服务时使用了 “协同进化” 一词。他将其定义为不同物种共同工作和适应的实例。 “协同进化” 被正式定义为 “两个或多个相互依存的物种（如植物及其授粉媒介）影响它们相互作用的连续发生变化的进化”。这场危机表明，在金融行业开展合作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传统的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和技术提供商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团结起来，相互补充，以优化和加速金融服务业的数字化进程。变革的速度要求仔细研究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的机会，以达到满足客户数字需求所需的规模，上市速度和技术实力以及其他目标。同时，科技公司将继续与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而不是与它们竞争或试图取代它们。这些实体将通过更大的技术规模，新的设计和部署方法以及建立健全的合规文化，共同以合规的方式加速创新。协同进化应取代这些“物种”之间的不信任文化，并应被证明是一个使机构，无论其规模，IT或研发预算如何，均可加速其数字优化之路的机会。对于金融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与机构合作的机会，这些机构可以带来金融服务的规模、核心竞争力以及强大的合规文化。

对于监管机构而言，转型的加速和向技术优化的过渡意味着需要适应和加速自身对技术的使用。 他们需要与虚拟世界中不断增加的合规性监督工作量保持同步。 如今，监管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使用科技来有效地执行其监管和监督职能，这一领域通常被称为“监管科技” （SupTech）。 可用的 SupTech 解决方案，例如数据分析工具和AI系统或其他基础设施，能够并且将使监管机构扩展规模并继续提供关键的监管功能。 公共机构和政府的投资需求以及雇用合格人才以支持监管职能发展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

结语

“加速”：更快地移动：提高速度。

数字化转型的终结令人兴奋，并有望标志着优化和加速金融服务领域内技术应用、部署和收购阶段的开始。 危机已变成一种功能，能够迫使该行业超越传统和陈旧的商业模式——金融机构不得不转而采用新的工作方式来满足客户需求。 科技使人们转向了一种新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方式，并且永远与金融服务交织在一起。 要实现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无缝与和谐融合，我们还有很长的征程。 然而，过去几个月的事件迫使人们意外地加速发展，其势头可以推动我们的财务生活进入新的常态。

尾注

[1] 例如，根据富达国民信息服务公司（FIS）的资料，4 月份手机银行的注册量增长了 200％，手机银行的通信量则增长了 85％。 艾伦 · 盛（Ellen Sheng），“新冠病毒危机带动手机银行业兴起是一个可能会持续下去的转变，” 《技术趋势》（2020 年 5 月 27 日），https://www.cnbc.com/2020/05/27/coronavirus-crisis-mobile-banking-surge-is-a-shift-likely-to-stick.html。

[2] “ 黑石集团与微软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 Azure 托管阿拉丁以便黑石为阿拉丁下一步创新做好准备，”微软新闻中心（2020 年 4 月 7 日），https://news.microsoft.com/2020/04/07/blackrock-and-microsoft-form-strategic-partnership-to-host-aladdin-on-azure-as-blackrock-readies-aladdin-for-next-chapter-of-innovation/。

[3] Behnam Tabrizi 等，“数字化转型不是科技问题”（“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Not About Technology”） ，《哈佛商业评论》（2019 年 3月 13 日），https://hbr-org.cdn.ampproject.org/c/s/hbr.org/amp/2019/03/digital-transformation-is-not-about-technology。

[4] “ Mengqi Sun, 企业预测数字转型将是 2019 年最大的风险因素”，《华尔街日报》（2018 年 12 月 5 日），https://blogs.wsj.com/riskandcompliance/2018/12/05/businesses-predict-digital-transformation-to-be-biggest-risk-factors-in-2019/。

 [5] 参见以下各种监管指南声明：

[6] 由约瑟夫 ·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使用并由尼尔 · 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2008 年）中引用的术语。

作者希望致谢 Andrew P. Cross 在此文撰写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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